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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“东方文学图像系列讲座”第十七讲顺利举办

       2020年9月18日晚,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办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”课题组承办的北京大学“东方文学图像系列讲座”第十七讲顺利举办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建宇副教授作为主讲人,为腾讯会议云端的一百余名听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讲座,题目为《宋元<法华经>扉画形式的传播与挪用——东亚文化交流的一则个案》。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暨南亚系主任陈明教授担任主持人,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负责评议。
 

 
(与会人员截屏合影)

 

       张建宇老师首先指出,《法华经》是一本广为流行的佛教经典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譬喻故事,而这样的叙事题材非常适合用图像加以表现,直接促进了古代《法华经》插图本的流行。在《法华经》插图本中,又以扉画形式为主。所谓扉画,即位于卷首的插图,是佛经插图的基本类型之一。而本次讲座主要聚焦于《法华经》扉画形式的传播与挪用,对于经文内容和义理不作过多的讨论。
       讲座的第一部分,张老师介绍了两宋时期“高台说法图”绘本和版画的基本情况。张老师认为,在敦煌石窟中,法华经变是常见壁画题材,通常将“二处三会”(灵山会、虚空会、灵山会)的场景和内容加以完整地绘制。但是经卷佛画受限于尺寸,无法像壁画那样表现,因此必须要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形制的描述方式。从唐代至宋代,《法华经》插图就逐渐形成了以“高台说法”为特征的形式。绘制于北宋庆历四年的何子芝本《法华经》扉画,是现存最早出现“高台说法图”的作品。至于版画,则主要集中在两浙地区,张老师将该地区《法华经》版画的嬗变过程分为北宋、南宋和元代三个阶段,通过分析大量图像材料,发现北宋的作品中都没有出现高台,南宋时两浙地区的版画中则出现了形式稳定且高度程式化的“高台说法图”。但是,高台这一特征在宋元之交以后却不见了踪影。
       在对绘本和版画的情况进行分析之后,张老师又从陆上西传和海上东传两条路径分别介绍了《法华经》扉画形式向外传播的情况。他以20世纪初黑水城出土的西夏《法华经》版画以及大理国绘本《释迦牟尼佛会图》为例,介绍了西传的情况。他指出,从经卷形制、尺寸、年代和雕工姓名的一致性可以确认,黑水城出土的数件版画属于同一套作品,而从扉画中出现的高台以及华盖、飞天、凤凰等元素看,西夏《法华经》除了北宋之外,还借鉴了南宋版画的形式。大理国《释迦牟尼佛会图》绘本是卷轴装形制,它是大理国唯一出现“高台说法”的画作,应该受到南宋两浙地区《法华经》版画的影响。张老师点明,之所以出现绘本模仿版画的这种“逆向”影响,应该是由于周边地区和国家尚未像南宋那样流行雕版印刷,故而才以绘本形式来模仿南宋的雕版佛画。
       《法华经》插图还东传到日本,日本既有直接从中国请来的宋版经卷刊本,也有由日本画工仿制的经卷佛画。张老师尤其对“克利夫兰藏本”和“纽约藏本”进行了考察,认为从图像来看,尽管两个藏本是在南宋版画基础上简化、重组而来,但也呈现出了日本特色,最突出的就是灵鹫山的画法。以禽鸟造型表现灵鹫山的画法在日本十分流行,而在中国仅有莫高窟隋代420窟一个孤例,因此他得出结论,这两个藏本应该都是镰仓时期的日本佛画。
       之后,张老师谈及了蒙元时代“高台说法图”的传播与挪用的情况。到了元代,两浙地区《法华经》版画已不再流行“高台说法”图样,但绘本仍有使用。同时在一些刺绣作品中,也出现了同样的图案。此外多件泥金绘制的高丽宫廷写本《法华经》扉画均与南宋版画高度相似,有力说明了高丽对南宋刻本的模仿和学习。而在其他题材插图中,也出现一些高台说法的实例,譬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刻本《阿毗达摩俱舍论释》扉画,它是已知“高台说法图”向西北传播最远的一例,体现出信奉佛教的蒙古化回鹘贵族对这一形式的认可。此外还有元初的普宁藏本《解脱道论》扉画以及碛砂藏本《华严经》扉画,都呈现类似的图像特征。张老师认为,这三件作品体现了蒙元时期多民族对南宋佛画样式的认同。
       最后,张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。他指出,从整个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,“高台说法图”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,主要集中在东亚。这可能是由于这种扉画形式最初是为汉文《法华经》量身定制,这就决定了它的流行地域主要限于汉字文化圈,体现出语言文字和书籍形制对图像传播的深层规定性。
       报告结束后,李松教授进行了评议。李老师首先肯定了张建宇副教授在资料搜集、整理以及分析方面所作出的努力。他认为张老师掌握的材料非常丰富,涉及到刻本、绘本、以及刺绣品的形式。此外,从时间和空间来看,张老师的研究所辐射的面向也相当广阔。李教授指出,在处理材料时,必须关注图像间的相似性,也要注意其中的相异性,而“高台说法图”就是张老师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差异性。针对讲座内容,李老师也提出了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。比如,灵鹫山鸟头形状的表现形式是否属于日本的独特创造,“高台说法”与《法华经》的佛理存在着哪些相关性,两浙地区是否是扉画的原创地点等等。
       评议结束后,在线的听众也踊跃地提出了问题。西安美术学院的白文副教授提出,“高台说法”这一概念的表达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,可以结合《法华经》文本中的 “法华三会”再加以考量。张永刚老师就新疆和西藏地区是否有与”高台说法图“相似的图像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示深受启发,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了帷幕。

文/图 王萱